一百年来中国注释学的思想与方法
2024-07-06而注释学则包括解说词语音义、考察词源、注解典故、串讲文意、事实考据以及辑录评语、辅以己见、思想阐发等方面的内容，涉及面非常的广泛。
注释学作为学科名称，最早由朱星提出，他在1973年写就的《中国注释学概论》一书的初稿中，首次使用了“注释学”一词。
后来汪耀楠专门撰写了《注释学》一书，认为“注释学是研究文籍注释的内容和方法，探讨注释文籍的规律的科学”。
汪先生所言的注释学，是将古籍整理与训诂融合为一，对版本、校勘、文字、词汇、翻译、文章、文法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
汪耀楠
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以往包括20世纪的古籍注释学作了一定的梳理和总结，其实，注释学尽管是全新的学科，但注释的历史源远流长，它在古代主要体现为训话、注解等形式，体例也是非常多样，如传、解、笺、注、诠、义疏、章句、集解、集注等，其中训诂是古人注释古籍最基本的形式。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就将训诂学视为注释学，如冯浩菲就认为：“作为训诂体式名称而合用的‘训诂’一语，意思跟我们现在常说的‘注释’‘注解’相同，因此‘训诂学’也可以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只是为了保持这门学问称名上的传承关系及统一性，才沿用了历代常用的‘训诂’这个词语，一般仍称作‘训诂学’，不称作‘注释学’或‘注解学’。”
“训诂学是一门研究训诂的科学。训诂，就是注释的意思，因此训诂学也可以叫作注释学。它以一切现成的训诂书籍为研究对象，其工作性质是抽象的、理论的。通过研究和介绍训诂的体式、方式、方法、理论等，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无论如何，训诂虽是注释的基础，但训诂学也只不过是注释学的一部分，而不能够涵盖注释这门学问的全部内容。
所以，如果按照现在学者所探讨的注释学的范畴，将会兼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语义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多个学科，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20世纪中国注释学的同时，就不得不兼及这些学科的发展情况，以期对20世纪注释学的发展与思想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一、古籍注释学理念的发轫与发展
民国时期，虽然有很多学者依旧墨守经传注疏之学、考据之学的传统，但随着西方的侵入，西学也大规模在中国传播，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科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并随机被条块分割为多个部分。经学也失去了作为思想主导的地位，深受经学影响的注释传统，也被西学所冲淡。
“真正使古典解释学发生深刻变化的，还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他不仅改变了乾嘉学者注疏、考据的旧形式，而且还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上，将西方新理论与《公羊传》《礼记》的“三统”“三世”“大同”“小康”等思想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全新系统的维新变法理论。
传统注释之学，亦即注重经典训诂、诠释，随之被思想阐发、理论建构所替代。尽管这和宋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开始西化，而不是宋以后的天理学说。
小学作为古代儒家经典注释的入门与基础，此时也深受西学影响，开始在章太炎、黄侃等人的推动下转变为现代语言文字学。
章太炎作为近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受到西学的冲击，开始积极借助西方科学理论来探讨传统经学，并对古籍注释学的思想与方法作了全新的思考与整顿。在他的努力下，“小学”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学。另外，章太炎在其《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等著述中，对传统小学、语言文字学的诸多理论都作了深入研究，为近代以来训诂学、古籍注释学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章太炎之后，他的弟子黄侃(1886-1935)更是在其基础之上，撰有《训诂述略》《尔雅略说》《说文略说》《声韵略说》等书籍，对小学、训诂学等理论作了系统研究。在黄侃看来，清代以前有训诂而无训诂学，所以应当建立一门独立的训诂学体系: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黄侃认为，清代以前多有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经验，但真正的训诂学并没有产生，在他看来训诂学旨在探求语言文字解释的思想与方法，探求语言解释的内在规律，所谓“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黄侃这种对训诂学的定义，含有语义学加解释学的意味在内，这对于训诂学、语言学、注释学尤其是训诂学的发展颇有贡献。也正是他“构拟了第一部训诂学讲义，并进行独立的专科教学，使清代以前的训诂工作上升为一门有体系的理论学科，从而彻底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
在章太炎、黄侃的影响下，一大批训诂学论著相继产生，如何仲英《训诂学引论》、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王力《新训诂学》等等。
经过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努力，训诂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
由于训诂学是古籍注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出现直接促进了古籍注释学的推进。
这一点正如20世纪40年代张世禄所言，训诂学有助于古籍注释，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解释学的一种或部分:
训诂学，通常大都以为是属于字义方面的研究，往往拿它来做字义学别名，以与音韵之学、形体之学对称。实在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是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别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所以，它和“意义学”(Semantics)的性质不同。
在张世禄看来，章太炎、黄侃等人所言的训诂学，主要是研究字义解释之学，将传统训诂所包含的音韵学、文字学剥离了出来。而传统的注释，包括的面向很多，不仅仅有字义、训诂，还有思想体系等，而训诂学“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别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亦即它并非现在所言的注释学的全部。
尽管如此，现代训诂学的建立有助于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古籍注释学的向前发展。
这一点正如王力所言：“按照现代的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从语言学角度去研究古典文献的。”
陆宗达也说:
现在所说的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部门。它是随着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后来的语法学分工日益清楚，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之后而确立的。……照此发展，训诂学便会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材料，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
总的来看，根据王力、陆宗达等的解释，可以看出训诂学重在探讨古代汉语的词语意思，它的性质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研究目的在于总、发现古代解释语言、词语的方式方法及其规律，以期对古文献的字词内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或者说是为了“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准确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这些对于古籍注释学来说，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毕竟解释古籍字词是注释学的核心任务。
民国时期，就注释学针对的对象而言，不再像清以前那样注重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注释，而是拓展到了史书、诸子、文集、出土文献等多种古籍，在研究方法上也趋于多元。
如徐复《后读书杂志》对《史记》《汉书》《老子》《荀子》《楚辞》《文选》等20多种古籍中的疑难词语作了精当的校勘与注释。
与此同时，学者们多采用比较直白易懂的白话，而不是引经据典、乾嘉考据那种烦琐的注解模式。
另外，随着近代出土文献的增多，很多学者开始利用殷墟甲骨文、商周铜器铭文和敦煌文书残卷等出土文献，来辅助对传世文献中的某些字词、语义作出新的解释。
如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首次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于省吾也借助出土文献作《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补正了前人的很多阙误。
总之，民国以来的古籍注释更加多样，脱离了传统以经史为核心的经典注释模式，很多古籍注释开始带有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
随着注释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注释实践的丰富，很多人注重吸收西方的语义学、解释学等新思想与新方法，以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传统文献，从而对注释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比如就今注、今译的标准来说，民国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与理解，比如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其《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曾对外文翻译提出了信、达、雅3条标准，严复要求将外文翻译为中文，不仅要忠实原文，遵循作者的本意之外，还要通达、通顺，更要雅。
由于这个“雅”要求用典雅秀丽的桐城派古文来翻译，在当时白话文开始流行的时期自然有些显得生涩、深奥，故遭到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批驳。
尽管如此，严复的这个翻译要求，却成为后来很多古文献注释学者秉承的基本信条，以期重视原文，通顺畅达，还要文采优美。
清帝逊位诏书
总体来看，古已有之的古籍注释传统及实践，随着1911年清朝的解体，以及西方分科体系、语言学、语义学等新观念进一步盛行中国之后，中国有关古籍注释的学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注释的对象上，人们不再固守儒家经典。
在注解的目的上，不再强调“传道明道”“经世致用”，而是有了更加宽泛的指向。
在注释的形式上，虽然仍以注疏集解的形式出现，但开始突出个人的理解。
另外，随着五四运动的推动，白话文占据了文坛的主流，文言文开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古籍的今注、今译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训诂、注释的形式。
总之，古籍注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北大燕南园摄影 梅思瀚
二、古籍注释学基本理念的阐发
1949年以后，有关古籍整理与注释的学术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古籍注释学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了正轨。这一时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古籍被整理。
不过，“限于传统训诂学的性质，当时还缺乏科学系统的注释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工作的开展与学术研究滞后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加强对注释的专门研究”。
总之，在20 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古籍整理与注释实践的兴盛，很多有关古籍注释学的论著也开始大量出现，除了有总结注释的训诂学著述之外，还有专门的“注释学”之类的著作问世。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古文献学与古籍整理类的书籍对注释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如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一书，被视为“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
在这部书中，张舜徽认为“替古书作注解工作，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一方面固然要明于训诂通例，解释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学问渊博，能够作探本穷源的深入工夫”。张舜徽还在此书中认为，传统的训诂学其实就是注释学的别名，他说:
“训诂”二字，可以合起来讲，也可分开来讲。合起来讲，便成为一种注释、翻译古书的工作的代名词。“训”是解说，“诂”是古言。解说古言使人容易通晓，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最早的训诂主要是对字词、章句的解释，后来随着范围的扩大，凡是对古书的注释都可以叫作训诂。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永年在其《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认为古籍整理需要的方法、工序一共有10项，其中他将注释、今译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认为“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而“今译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怎么对一部古文献作新注，黄永年认为需要注意4点：一是要选好对象，注意体式；二是对这部书要下功夫，通读、精读多遍，从而实现对这部书的内容、作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三是要认真汲取前人的成果；四是态度要认真严肃。”
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由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也提到了古籍注释应当注意的几个方面：
(1)注释古书，有的解释不应当囿于陈说，而要利用近代学术知识，并善于辨别不同的史料传说。
(2)词往往要在句里才能确定它的意义。
(3)运用训诂方法解决古籍的难点是注释古籍常用的方法。
(4)注释古籍要注意古籍原无标点，注家往往因断句误而造成的注释错误。
(5)注释古籍，要注意校勘。
(6)在古籍注释中，利用音训是清代学者的一大贡献，但也要注意区别误用音训的情况。
以上古文献学、古籍整理的专家们提到了注释学的核心部分一一注释应当注意的事项，这对于古籍注释学的丰富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很多学者也开始将注释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探讨，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嘉璐《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榷续—— 兼论注释学的研究》一文，认为“训诂学不能代替注释学”，倡导建立中国注释学，以便对中国古代注释书的发展史，古代注释家、注释书的研究与评价，注释工作与各个时代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的关系，注释书的各种类型等问题展开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论著就“注释学”议题展开讨论。
20世纪90年代初，汪耀楠撰写了《注释学纲要》一书，成为古籍注释学史上的标志性著述。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
古籍整理与注释不仅仅是古语义学的问题，所涉内容要比训诂学界说和一般训诂学理论著作所讨论的问题宽泛得多，也丰富得多。可以说，《注释学纲要》一书是针对训诂学著作的不足与缺陷而作，是首次将关涉文籍注释整理的诸多问题，如版本、句读、释词、通假、今译、章句结构乃至注释历史等融汇于一体，重新做了理论阐述而形成一门新的理论学科。
汪耀楠的《注释学纲要》是“针对训诂学著作的不足与缺陷而作”，将注释学作为一门学科，以古籍注释为研究对象，就其所涉及的“版本、句读、释词、通假、今译、章句结构乃至注释历史等融汇于一体，重新做了理论阐释”，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理论学科。
汪耀楠书柜
除此之外，周光庆发表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刍议》《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等文章，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古典解释学，认为“中国确有自己的古典解释学。尽管它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他的理论的阐述还比较零散，方法的运用还隐含在浩瀚的注疏之中，丰硕的成果还未恢复本有的色泽”，但“只要加以科学的整理和总结，它那值得自豪的创造性和创先性，就能在世界学术之林闪现出光彩”。
为此，他还提出了发展古典解释学的构想，“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似乎应该首先致力于发掘和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文化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在比较分析中探寻文化经典解释方法论形成发展的轨迹；然后从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的高度，对上述方法论发展演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且注意描写它固有的民族特色，进而探讨它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和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有关注释学的论著越来越多，针对研究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等都作了一定的探讨，比如靳极苍于1991年撰《应把“注释学”建为一专门学科》，就认为注释学建立的目的，有助于“正确理解咱们古典名作，以使它们能很好地为现代读者、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服务”。
韩格平于1994年撰《关于高校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就古籍注释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内容、教材编纂、方法论与学科建设原则等问题作了细致梳理。
他认为“中国古籍注释学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的重要的分支学科，是以系统研究注释中国古代典籍(主要是汉文典籍)的一般规律与基本方法的实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并认为注释学与传统的训诂学有所不同，“中国古籍注释学与训诂学有很大的不同: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范围不同，三是社会用途不同”。
对于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基本方法，韩格平认为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非常多，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等。
对于注释学的内容、方法及体例等也有学者作了探讨，如董洪利于1993年出版(1995年重印)的《古籍的阐释》一书对古籍注释的内容作了梳理与分析，他认为注释的内容包括：
(1)考证和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意图和书籍写作的历史背景。
(2)分析、评价和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
(3)考证、说明、补充历史事实和名物典故。
(4)文学艺术作品的赏析与评价。
(5)各种资料的补辑与辨析。
总体而言，董洪利认为对于古籍注释，除了借助训诂学的原理对字词进行注解之外，还应当借助文史哲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来对古籍字词、作者生平事迹、思想体系、古籍中的历史事实、典章制度、缺失的资料等等都要加以分析考察。
他认为，即使是词语的解释，也不能仅限于训诂的内容，要结合对文本多方面的理解去解释。如其所言:
由于词语解释具有两重性，即是训话的一部分，所以它必须遵循传统训话学解释词义的方法，同时又要具备注释的特点而与训话有所区别。具体地说，注释对词语的解释必须从全书、全文的整体思想、整体结构以及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的理解出发，研究词汇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既要以基本词义为依据，又要根据上下文的关系来确定词义；既要参考字典辞书的解释，又切忌生搬硬套。
董洪利认为训诂只是对字词的解释，尽管很重要，但并不是注释学的全部，还应当对字词之外的作者意图、古籍本意作深入的发掘与阐发。
就此而言，对于古籍注释尽管在本质上与训诂学相关，须以训诂学的传统方法为基础，但同时又必须借助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涉及词义之外的内容如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体系、创作意图、古籍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历史与现实意义、古籍中的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名物器数、各种资料的补辑、辨析，等等，作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古籍本身有深入的理解。
最后，董洪利还对注释的体式(体例与形式)作了介绍，在他看来，“从注释学的发展趋势看，译注是最有发展前途也最受读者欢迎的注释体式”。
一些学者在与注释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也对古籍注释学作了一定的论述。比如冯浩菲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训诂学》一书，尽管此书注重字词训诂的分析，但它对古籍今注、今译也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可以将之看成是古籍注释学的重要著作。
在冯浩菲看来，古籍注释训诂一定首先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做到目标对头、方向端正、方法得当、效果显著，多出书、出好书。否则，漏洞百出，坏书、劣书充斥市场，浪费人力、财力，还毒害人民。
冯浩菲也强调，这里的“古为今用”的“古”与“用”，都是有选择性的。如其所言:
必须指出，古为今用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用语，当我们在训诂学领域使用这个术语时，所说的“古”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选择的，质而言之，主要是指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那一部分古籍。所说的“用”，也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选择的，质而言之，主要是指在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能够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那种作用。如果与这样的宗旨相违背，就不是我们所提倡和坚持的古为今用，而是别一种货色，必须加以抵制和反对。
冯浩菲认为“古”不是泛指，不是古代的一切，而是那些“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那一部分古籍”。而所说的“用”，也是有选择的，就是能够“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那种作用”。否则，就不是冯浩菲所提倡的“古为今用”。
当然，冯浩菲的这种“古”“用”有些绝对，毕竟，古籍注释学的对象是针对过去的一切古文献，即使它对当今没有任何价值，但我们也应当注意保存，以备子孙后代发掘、研究。
冯浩菲对于如何贯彻“古为今用”，如何进行注释古籍，提高注释的质量，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五点事项：
一是不崇古，不薄今。尊重古人的注释，但一定不要迷信。正确的态度是：“训诂中应该实事求是，用历史的观点，科学的态度，批判吸收古注中合理的有用的部分，舍弃其糟粕的部分，也就是既要依靠，又不迷信。”
二是不保守，不妄说。他认为既不能过于尊崇旧注，以至于陷入保守；相反，也不能轻诋古人，而主观臆断妄说文本之义。
三是要出于公心，破除门户之见。面对学术问题，要摒弃学派之争，追求真理。
四是注重事实，相信科学。古书注解，一定要反复考证，实事求是。
五是尊重前人成果，注重学术流变。
冯浩菲除了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古籍注释学作了一定的探讨之外，还在其《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一书中，对注释古籍的注意事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比如要重视标点工作；要做好词义的训释；诠释句意应该紧贴原文，防止节外生枝，任意滋说。
冯浩菲所说的这几个方面注意事项，对于古籍注释来说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一时期，黄亚平的《古籍注释学基础》针对前人注释所作的类型归纳，其中对各类旧注注释条例进行总结分析，这对于注释术语的理解与使用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
无论是董洪利、冯浩菲，还是黄亚平，他们对于古籍注释学的分析与论证，极大地丰富、完善了古籍注释学学科体系。
除了训诂学的专家探讨注释学之外，另外一些古文献学家也对古籍注释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比如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中，对古文献的注释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古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有用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继承前人的成就，还要利用我们所掌握的较先进的语法、训诂、音韵、文字等方面的知识去考证、辨析、补充前人的注释，得出正确的结论。
另外，古籍注释学离不开正确的文本基础。在古籍注释之前要做好古籍版本的源流、真伪的考校，为古籍注释提供一个正确的文本，否则就会在错误的正文上，为讹谬作注，而贻误后学。
因此，古籍注释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要求，正如注释学专家汪耀楠在其《注释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好的注释本应当在版本上具备4个条件：
第一是足本，亦即没有任何章节、内容的缺漏；
第二是精本，亦即抄写或刊刻都没有错误；
第三是精校本，亦即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尽管出现了错讹、脱漏，但历代学者对之作了细致的校勘工作；
第四是好的注释本。古籍注释很多情况下是在已有的整理、注释过的本子上进行的，如果选择好的注释本可以有利于我们充分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总之，注意将校勘、版本、 辨伪等专学与注释学结合起来，是古籍注释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汪耀楠书柜
总的来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注释学的理论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学不但作为一个新的学科被一些学者所关注，而且对注释学的一些问题展开论述，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丰富了注释学理论的发展与体系的建构。
尽管如此，到20世纪末，古籍注释学学科的建设仍然处于初兴时期，鲜有统一的认知与共识。
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通观古籍注释的研究现状，可以说“古籍注释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讨论的人数不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够大，尤其是对古籍注释学科理论模式的研究，如对注释理据、作注手段、学科范围、操作规范、批评标准等问题的探讨，或者尚未触及，或者还没有形成共识。换句话说，目前对古籍注释理论框架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状况反过来制约着古籍注释工作的顺利实行，连带也给古籍整理事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古籍注释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21世纪以来，古籍注释学被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探讨，很多学者就古籍注释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10年以来，古籍注释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随着训诂学、文字学、文献学等与注释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古籍注释的进步，很多学者都为古籍注释的方法、程序、注释的分类、注释的原则等等，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与新方法。
比如周大璞主编的《训诂学初稿》中就如何给古籍作注就提出了很多看法与观点，其中包括如何借鉴旧注、如何辨明词义、如何保证注释的规范、如何避免以往注释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这对于古籍注释学的丰富与完善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讨论古籍注释的方法的同时，很多古文献学家也从自己的学科视野出发，就古籍注释的程序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们认为，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应当采取以下几个程序进行注释：
首先要选定工作本。这就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选择足本、善本或精校本。
其次是标点和分段。在工作本选定之后，要通读全文，用红笔或铅笔点出句读，亦即断句。在断句的基础上，反复斟酌，将句读改为新式的标点符号。
再次是要注意对文本进行校勘。尽管我们选择的是足本、善本或精校本，但也要进行详细校勘，保证文本的正确。
最后，才是进行古籍的注释。这当然是注释古籍的中心环节。
这种步骤颇值得参考，只是我们应在所选择的工作本上先进行校勘，这样方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断句，这样可能更符合古籍整理的工作程序。
由于一些古籍如四书、五经、前四史等，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古注，对于旧注究竟如何取舍，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冯浩菲在其《文献学理论研究导论》一书中就认为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仔细研读应该研读的全部相关文献，注意比较历代学者所作各种注释的同和异。凡完全相同者可以不论，凡相异者认真做好资料卡片，首先归纳标目，注明属于什么问题；接着摘录注家观点，照抄原文，一字不误；继而详细注明出处和版本。这是基础性工作，必须做好，要求全面、彻底、可靠。二是根据全程研读印象和所做详细卡片资料，分析问题，归纳问题，即对依次记录于同一目标之下的所有不同观点进行仔细分析，确定其同异、是非、取舍；同时进行归纳分类，使各种观点各以类从。对每一个标目之下的观点都按此程序做过来，那么相关文献注释中所存在的各种主要的前沿性问题也就梳理清楚了。
冯浩菲认为注释古籍的整个过程需要慎重，一方面要仔细研读与所注释的文本相关的全部文献，比较历代注释的同异，并做资料卡片，分析异同的缘由，并标出详细出处与版本。
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所做的卡片，仔细分析问题，确定同异、是非、取舍，同时以类相从。这样注释的结果，不仅可以清晰历代注释之演变，也可以借此洞悉古籍本身的一些前沿性问题所在。
注释古籍时应当选择何种体例类型，很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探讨，并对古籍注释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王俊杰在其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中认为，按照不同的标准，注释可以有不同的种类：
其一，从注释内容上着眼，可分为文字类、章句类、义理类和综合类注释；
其二，按注释所提供知识的信息量，可划分为简注、详注和纂集三类；
其三，按对待旧注态度不同，又可分为旧注、补注、辨正(平议)与集注；
其四，从注释的接受对象上，还可以把注释分为普及与提高两大类。
曹林娣在其编纂的《古籍整理概论》中也说:
为古籍作新注，首先要审别原书类属，区分读者对象，然后再决定采用哪种注释手段。如果是先秦文学著作，文字艰深，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读懂，就可考虑译注体例；如果注本的读者对象为广大中等以上文化水准者，则以普及读物常用的译注、译评等体例较宜；如果注本是供研究者所用的，那就以集注、校注等体式为佳。
的确，古籍注释需要考虑阅读对象，以此为依据决定文字处理。如先秦古籍就应当用译注的体例，如果普及读物则采用译评的体例，如果注本供研究者使用则以集注、校注等体例为主。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训诂学、语言学、语义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西方诠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大行其道，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古籍注释学的丰富、完善。
与此同时，古籍注释学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也日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一些学者还在前人的基础上就注释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发表了很多的论著，以期探讨重建全新的注释学思想体系。
比如汪耀楠在其《注释学》一书中，进一步强调并系统阐述了他的古籍注释学思想体系。
他认为注释的产生并不等于注释学的产生，作为注释学的成立应当有5个标志：
能够自觉地运用文字学的原理，辨识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
能够明了声音与词义的关系;
能够明了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语言变化现象；
有广泛深入的注释实践，其注释内容涉及文章的各个方面；
有阐发注释原理和方法的理论。
汪耀楠
汪耀楠认为，按照这5个标志来衡量的话，中国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注释学。
同时，他强调，之所以要建立注释学，因为相比较而言训诂学有些狭窄，而诠释学无论是适应性还是所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训诂学，比如注释的范围比训话广，训诂学一般只是对古籍中的每一句中的各个字词之义加以解释，排除语言文字障碍就行了。而注释则要涉及所注解篇目中的很多方面，比如字词、作者、版本、文义、评价等等。
孙钦善在其《论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一文中，对中国已有的诠释学思想与方法作了分析，针对学术界认为中国没有传统的诠释与中国只有经验而没有形成“学”的两种观点作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不仅有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而且诠释方法极为丰富，经过不断积累、总结，早已上升为理论阶段，形成自己固有的诠释学。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诠释学”的名称，但存在“诠释学”的实质，只是名称不叫“诠释学”而已。从解释层面来看，一般可分为三。
1.语文解释，包括字、词和文义的训解串释；
2.文献具体内容(如史实、人物、名物、典制、天文、历法、地理、年代等等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具体事物)的考释；
3.文献思想内容的诠释。思想内容的诠释是最深的一个层次，中国传统称为义理学，义理学即相当于现时影响中国最深的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诠释学关于文本诠释的理论。
我们当今的任务，既不是引进诠释学，也不是创立诠释学，而是继承传统诠释学，以此为基础，并借鉴西方诠释学，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
在孙钦善看来，中国有悠久的注释学传统，尽管始终没有冠以“注释学”之名，但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注释经验，而且还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注释学体系。
如果从理论结构上来看，也有语言文字解读、具体内容考释和思想义理辨析(或称“义理诠释”)3个密不可分而又由浅入深的层次。
另外，还有一批与注释学相关且发展成熟的学科，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都属于古文献的搜集、订讹和甄别的范围。
另外，还有孟繁之、曹泳兰《古籍注释中的几个问题》，郭英德、于雪堂《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郭英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地就古籍注释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做了分析。
在他看来，古籍注释学的内容包括4个方面，即古籍注释学理论、古籍注释学史、古籍注释的内容与方法、古籍注释体式。这些对于古籍注释学的建立非常有帮助。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注释学本身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与研究，一些学者更是从理论体系的建构出发，来探究它的目标、意义、内容、方法及其相关的历史等等。
注释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工作之一，它的目的在于沟通古今，使今人读古书，如同古人与古人、今人与今人的思想交流，不会发生文字语言隔阂。而注释学的研究，则是整理古籍的注释工作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可以遵循。
从注释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上看，它包括点校、释词、释史实名物各个方面；从注释学的方法论上看，它必须说明怎样确定注释对象，采用怎样的注释方法，怎样通过注释向读者提供理解古籍最重要的、最必需的知识信息。
同时，注释学还必须向读者介绍我国古籍注释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理论，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促进我们的工作。这一切对于古籍整理都至关重要，而注释学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一方面是尤其明显的。
四、中国古籍注释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总括百年来几个历史阶段学术界对于古籍注释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可以看出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学科体系在几个方面得到逐渐完善的建构。
首先，古籍注释学与中国本土的训诂学，与外国的诠释学、语义学等学科不尽相同，它本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和特点。
当然，它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理论建构，离不开古文献学的基础，更离不开现代语言学、训诂学、诠释学的一些基本理念作为辅助。
比如就古文献学来说，注释古籍首先要进行基本的考校工作，毕竟古籍流传久远，存在着脱、讹、衍、倒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存有真伪等问题，要恢复原本面目就必须进行校勘。要选择版本、校订异同，对其中的字、词、句的讹脱衍倒，为下一步古籍注释奠定重要的基础。
在古籍注释学之中，训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古人的训话学与现在所言注释学还有着很大的不同，古代的训诂学家们更加注重解释古籍中字词的意义。现代训诂学，更是强调对古汉语词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研究对象内容上来看，训诂学比较单一。
在研究方法上，古代训诂注重从形训、音训、义训3个角度出发，亦即通过文字的形体、词语的音韵以及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探究词义。可以说，训诂、字词的解释是古籍注释学的核心所在，正如注释学家汪耀楠所认为的，“(注)释词语则是注释的核心”。
作为与注释学最为密切的训诂学，尽管从20世纪以来促进了注释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学科体系的建构，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分别，比如潘树广等人在其所著的《文献学纲要》一书中就如此说道:
注释，就是对文本的主旨、词语、用典、具体内容等方面所做的说明。有人认为，注释就是训诂，这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训诂是注释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不懂训诂，就无法注释。但训诂学主要是研究词义和词义系统，而注释涉及的范围则广泛得多。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即：解篇题、述作者、释词语、疏章句、明日期、析地名、叙人物、详事由、考典故、评文章。显然，训诂是囊括不了上述内容的。
潘树广等人认为，训诂是注释的基础，“不懂训诂，就无法注释”，但训诂并不是注释的全部，故注释学相对训诂学而言，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如何给古籍作注并非简单掌握语言文字学所能为。
相比较而言，古籍注释不仅要关注古籍中的字词意义，还要分析作者的生平事迹，考证书中的历史事实，介绍所引名物典故，梳理书中的引用书目，分析思想内容、创作目的及其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等等。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古籍注释学会运用到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注重综合多元化。
至于如何在注释一部古籍时，准确地选择需要进行注释的词语，汪耀楠作了细致的介绍。他认为要考虑9点：
(1)陈旧的、消失的、新生的；
(2)词义演变的(扩大、缩小、转移)；
(3)词性改变而词义乃至读音改变的；
(4)修辞的比喻、借代用法和因此而产生新义的；
(5)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
(6)涉及史实人物的；
(7)名物字词(亦即植物、文物器皿、天文地理和典章制度的名称等)；
(8)虚词；
(9)其他(外来词、音译词、各学科的专门术语如佛学、方技等)。
汪耀楠从注释词语的词义方面，规定了注释的范围，事实上，仅从词义解释的范围来看，也已经超出了训诂学的范围。
其次，既然注释学不等于训诂学，那么如何把握注释的边界呢?
正是由于在注释古籍的过程中，语言文字的解读、训诂始终是注释学的重心所在，但它也不是古籍注释学的全部。
所以，我们既要遵循基本的训诂学的常识与理论，要简明扼要地疏通古籍中的字词，又要从注释学更大的范围，注解文本中相关的名物典制、历史事实、思想内涵等，但也要谨防在注释过程中结合文史哲相关学科而过度阐发，以致任意滋说、长篇大论。
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注释一般有汉学、宋学之分，汉学以郑玄为代表，宋学以朱熹为代表。清人李兆洛曾言:
治经之途有二：一日专家，确守一家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日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已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心得是也。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而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会通，故能集一代之长。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从，故能为百世之宗。
汉学乃训诂之学，注重疏通经典中的字词章句，严守家法、师法，鲜有发挥，汉唐之际的注疏之学基本上都是如此，故“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
宋学注重体认，“以意逆志”，注重探求经典中的思想义理，所以各抒己见，多有不同，故“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
当然，如果汉学过于拘泥，就会流于形式，进而墨守成规。而宋学过于阐发，就会泛滥无涯，偏离主题。
不论如何，在古籍的注释上一定要把握好诠释的尺度，而不是随心所欲，更不可以过度阐发，形成了本文与注文分离的现象。
这一点朱熹的经学注解理论颇值得采纳，他说:
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惟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做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工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味，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
在朱熹看来，经书的注解当如同汉儒章句注疏那样，对难以理解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及意思难明的地方加以注解，对于容易理解的，不需要再加以注解。
这样一来，注解简洁明了，既不会喧宾夺主，更不会“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从而导致了人们只顾着看注释，而忽视了对经文本身的体悟与理解。所以，古籍的注释以简洁明了为基本原则，以期有助于读者体悟文本作者之本意。
另外，在古籍注释的思想体系的把握上，亦即古人常说的“义理”，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等经典注释学的思想。应当掌握古代文献本义以及利用古代文献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孙钦善的观点颇值得我们借鉴，他说:
古人关于“义理”的理解毫无二致，皆知抽象的思想内容。而关于探求义理的义理学却道分两歧，一派认为求义理离不开训诂、考证，必须以其为基础，深入探求思想本意；另一派则认为求义理必须摆脱训诂、考证，求之于心，主观附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本人认为在古文献学上，前者能求得本意，属于原意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具有积极意义；后者附会歪曲，属于附会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无积极意义，但在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两种义理学，在古文献学史上皆不乏其例，而尤以后者为主。
古籍注释之中，对思想义理的分析必不可少，自古以来尤其是汉唐之际的学者经由文献训诂、考证，以探求思想本意。当很多情况下，尤其是自宋代以后，很多学者从主观意识出发，对文本意思进行阐发，以期服务于社会现实。
毫无疑问，两者都有积极的意义，前者有助于了解作者与文本本义。后者则有助于发挥古籍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以便为社会文化服务。
当然，我们在文献本义的探求与文献价值的发掘两者之间，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平衡，否则过度诠释只会造成思想的泛滥，比如历史上的今文经学、谶纬之学、心学等流派多如此。
最后，要处理注释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构建注释学的学科体系。综括来看，古籍注释学相对于传统的训诂学而言，无论是在所涉学科上，还是所要关注的内容上更加广泛、更加多样，正如许嘉璐所言:
注释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也应给予充分注意。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校勘、考据诸学科对注释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以及医、法、农、工、天文、地理等学科与注释工作又何尝无涉?传统语言学所研究的内容已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学科，这标志着学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事物观察认识的日趋细密。但与此同时也容易忽略学科间的联系，这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注释学恰好是众多学科共同哺育的一门带有边缘性的学科。只有注意到了它的这一特点，才能使它得到顺利而迅速的发展。
在许嘉璐看来，注释学作为一种“众多学科共同哺育的一门带有边缘性的学科”，就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关的多种学科，否则这对于古籍注释学的建立是不利的，也是不完整的。诚然，如今有关注释学学科建设的论证日趋严密，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也蓬勃发展，这些对于古籍注释学的建立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董洪利曾分析说:
注释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与古代文化学术有关的学科，诸如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几乎都与注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几乎都能在注释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因为注释是以解释语言文字为主的，而解释语言文字主要应遵循训诂学的理论与方法，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训诂学的理论来知道注释，而忽略了注释中其他内容的理论建设。这种状况很不利于注释发展的需要。
董洪利分析了注释的特征，并强调了注释工作内容本身的复杂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需要传统的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史学、文学、哲学等多种学科的配合方能完成。
古籍注释学学科的建立离不开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当然，这些学科的兴旺繁荣，对古籍注释学的建立而言，也是一种挑战，毕竟它们本身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如何整合它们以形成一个系统但有独立性质的古籍注释学也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也并不是将它们兼容并包形成一个大杂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就古籍注释的理论模型而言，一方面我们既要弄清楚与相关学科，如校勘、辑佚、版本、目录之间的关联，笼统地说，校勘、辑佚等等虽与注释有紧密的关系，但充其量只是注释的手段和方法，不是注释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看到各相关学科的独立性，校勘、辑佚等学科各有自己研究的范围，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相对独立。把他们混杂起来，把注释学搞成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表面上全面丰富，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注释学的独立性，不利于注释学学科的真正建立。”
在树立中国注释学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积极汲取西方的诠释学理论以丰富、完善我国的注释学学科体系。
比如郭英德在阐述古籍注释学的时候就曾说，“注释的方法则多元、变化，包括训诂学方法、考据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艺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哲学方法等”，其中多融有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总的来看，构建中国注释学，我们既有丰富的理论与知识经验，更有近二三十年以来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严谨的探索，这些都为我们建构中国注释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注释学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注解之学的思想与方法，并将西方的理念融入其中，进一步提升发展了这一学科体系。
实际上，中国古籍注释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兼涉甚广的跨学科体系。
如同传统的经学一样，汪耀楠在其《注释学》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注释史作了总结，在他看来，“我国注释学的历史几乎和文籍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首先是儒家六经等，所以“古代的注释史，就是由注经产生和发展的。注释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经学史”。
我国的注释学史，首先是经学的发展史，经书以外的文籍注释是在经学注释后发生的。这种情况与西方的解释学一样，西方解释学是基于对《圣经》的理解与诠释的“释义学”(Exegesis)。
既然如此，我们再以中国古籍为注释对象的时候，就不能以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来审视衡量古代的学科发展。所以，我们说中国古籍注释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而非内容单一的学科。
总的来说，在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建构上，我们一方面要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来审视经、史、子、集各部内容，细致地梳理并总结自古及今古籍注释、训诂的成就与思想；另一方面还要兼顾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经验与方法，以及经由后人总结而上升为“学”的理论与思想，最终将这些要素、部分熔铸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然，这并不是要将古籍注释学建构成一个什么都包括的大杂烩，否则就失去了古籍注释学本身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意义。
我们是要在树立古籍注释的成绩与经验的同时，注意古籍注释学本身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交叉融合研究，同时引进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成果，来丰富古籍注释学的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燕南园，陈垣先生曾在此任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